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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金融风险来看，曹远征谈到，风险仍在加大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实体经济杠杆高，国有企业的杠杆高；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风险问题不是金融风险问题，是财政问题。曹远征表示，针对前者，政府部门已经提出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对于后者，则是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说清楚，在政府支出的事权中划清楚，在改革过程中讨论这个怎么办，最近央行和财政一个争论的要点就是地方融资平台。

高特佳投资PIPE主管合伙人李秋实直言，从客观上来说，申报的项目情况整体偏保守。“目前已经公布的受理企业名单整体创新程度还不够，券商投行仍然以利润为主要指标在申报项目，没有出现此前在港交所上市的未有收入、未有盈利的生物医药类企业。”李秋实认为，这跟科创板要求券商跟投的规定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收益，券商投行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可能会偏保守一些。

做事情顺应大势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的是，赶上了中国发展最快的十年。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雷总，我要感谢你，中国发展最快的十年你把我从美国叫回来，让我没有错过它。有一天闲来无事我就画了这张图，我要复盘一下，看看自己的每一个阶段动力来自于哪里。

然而将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发现北京大学的词频不足哈佛大学的十分之一，如何让中国高校被更多国际友人所熟知仍然是当今双一流建设的命题之一。2。 改革开放推动交流，80年代中出现词频小高峰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正常化，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这也为中外高校的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以中美传播学的学术交流为例，1982年施拉姆来华并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在促进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同时，也让中国高校及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入国外学者的视野。各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通过举办研讨会、翻译专著等方式开展密切交流，这也有效提升了中国高校的国际知名度，20世纪80年代一些高校的词频小峰值便反映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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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2016年起，再融资市场政策出现变动。年初，针对特定行业的跨界定增遭遇严查，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再融资受阻。定增发行价格也受到窗口指导，鼓励以询价方式和接近市价发行，压缩锁价发行中的价差。同时，不鼓励频繁修订发行方案，三年期项目只接受上调发行价，且审批速度明显放缓。6月，借壳新规发布，类借壳遭遇全面围堵。同时，监管问答明确表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资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