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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只有17.92%。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只有10.64%，甚至低于汉代时候的水平。历史总是和我们开玩笑，历代我们数次徘徊在现代商业文明的萌芽边缘，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擦肩而过，一直到1978年。伟大的改革改变了这一切。

第二，对国内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这种更新并不是简单复制原有的技术和设备，而是要乘此机会大规模釆用新的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第三，发展新型的易货贸易。在特定的时间出现，货币并不仅仅用于结算，中国的新工产品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满足其基础设施的需求，中国也可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目前已经有企业在做了，据透露，利润很高。

不过，董登新认为，即使已经将比例定为16%，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比例仍有下降空间。据他介绍，目前各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是不统一的，前几年，广东、浙江两省的这一比例已经调到了14%，是全国最低水平。“如果向这两个省看齐的话，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比例还有下调空间，今年定的是16%，和广东、浙江还差2个百分点。”

经济基本面利好债市今年以来，债券市场走出一波牛市行情，收益率连续下行两个多月。10年国债收益率从年初3.97%左右的高位下行至当前的3.71%附近，下行幅度达20多bp；10年国开债收益率也从自年初的5.12%附近下行至当前的4.57%左右。

赵武介绍，去年6月份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已经正式实施，总的指导要求已经明确，但相应的具体技术安全规范仍未出台，尤其是对商业公司的信息监管没有很具体的要求。如何防范信息泄露，赵武表示，一方面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网络安全保护具体细则，严格立法要求企业对安全事故负责，尤其是跟隐私相关的数据泄露必须有惩罚和赔偿机制，不允许企业增加“黑客攻击导致的数据泄露不承担责任”类似的霸王免责条款。同时，严格管束企业方对数据的利用情况，出一次事，处罚一次。

以下为部分演讲内容：我们深知信息传播与新科技发展紧密联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用好先进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消除信息鸿沟，增进人类信息享用福祉，特别是在信息聚合和智能分发中强化导向意识，已经成为各个平台必须认真思考、努力实践的课题。